“谍战”带给“舞剧”的终极挑战

在前期宣传中，“中国首部谍战舞剧”成了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最抓人眼球的亮点，带着“舞剧如何呈现谍战题材”的疑问，笔者于今年4 月10 日晚观看了这部舞剧。当演出结束主创人员上台谢幕时，全场沸腾了！在观众难以遏制的喝彩声中，这部舞剧将自去年底上海9 场试演和今年3 月广州站正式演出积累起来的热度推向极致，以一种喷涌而出的态势不遑多让地宣示了自己的又一次成功。借助音乐、舞美、灯光、多媒体等艺术手段，该剧融舞蹈、戏剧、电影等艺术样式为一体，构制出好莱坞大片般的整体视觉效果，以作为“综合艺术”的骄傲姿态回应了我起初的疑问：舞剧不仅能够表现谍战题材，而且能够达致如此出色的地步！

当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凭借轰动的舞台效果和高涨的观众反应，使自身无愧于“中国首部谍战舞剧”的名号时，评论界却围绕“谍战舞剧”及其实现的方法，即融合舞蹈、戏剧、电影等艺术样式，并综合运用音乐、舞美、灯光、多媒体等艺术手段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让的看法。一种观点认为，“谍战”带给“舞剧”的“极限挑战”，促使编导从习惯性的“舞剧思维”中脱身，自觉地站到戏剧思考一边，以营造戏剧张力、推动剧情发展作为核心任务，并以此来引导舞蹈构想，确立舞蹈在整部剧中的基本形态，进而认为在谍战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，戏剧化必定优先于舞蹈化，站在戏剧基点上，并不阻碍舞蹈意识的发散。1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，认为就开掘与拓新舞剧的表现形式而言，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确实作了一些颇具意义的探求，但舞剧的本质却无关“谍战剧”的卖点，也无关舞剧的舞台整体效果，“舞剧是以舞蹈动作为载体而展开的情感内涵的戏剧性呈现。因此，‘舞’是核心，‘舞蹈的戏剧性呈现’是其本质，在此基础上一切手段和形式都要为其可舞性服务。”2这两种观点的对峙提示我们，“谍战”+“舞剧”不能理所当然地推导出“谍战舞剧”，由此引出更为本质性的问题，即在“舞剧”内部的“舞”和“剧”之间如何艰难地觅取似乎永远也无法获致的某种平衡？

正如李泽厚在《略论艺术种类》一文中所言，“舞蹈是以人体姿态、表情、造型而特别是动作过程为手段，表现人们主观情感为特性的”，“主要不是人物行为的复写，而是人物内心的表露，不是去再现事物，而是去表现性格，不是摹拟，而是比拟”。3既然如此，舞蹈又如何实现戏剧矛盾的开端、发展、激化和解决？自诞生之日起，“舞”和“剧”的张力就内在于舞剧自身，这是每部舞剧都无法规避的普遍问题，而一部舞剧之所以能够与其他作品区别开来，就在于它回应这一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。因此，我们决不能离开鲜活的具体作品，包括它特殊的历史、创作、演出与社会境况，而空谈舞剧的本体问题。回到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它当然是一部舞剧，同时也意图表现谍战题材，既重视舞蹈的视觉性审美给我们带来的撼动性体验，又承担重述“主旋律”的革命经典故事。

“巨人的肩膀”还是“起舞的镣铐”：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与“李侠叙事”传统

不同于许多虚构的“首创”作品，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是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。在舞剧之前，该事件已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（1958 年《中国电影》期刊版4和群众出版社版5）、同名电影（1958 年，王苹导演）、电视剧（2010 年，智磊导演）、歌剧（2011 年，总政歌剧团）、独舞《永不消失的电波》（2011 年，总政歌舞团）和电影《密战》（2017 年，又名《新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钟少雄导演），它们构成了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的改编谱系，同时也成为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漫长前史。置身这一跨越不同时代和不同艺术样式的谱系，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一方面受惠于上述作品的改编实践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受制于在“漫长前史”中形成的习惯、模式乃至传统。

从受益的方面来看，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承续了自电影文学剧本以来形成的“李侠叙事”传统，包括它的历史背景、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等，以及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改编谱系六十多年来在几代观众中产生的接受效果，这种效果构成了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新“李侠叙事”的前理解。由于舞剧缺少文字这一重要的叙事手段，经由不同艺术样式围绕“李侠”建构起的互文性关系，就成了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叙事不可或缺的方面。换言之，观众在走进剧场前，心中已经对舞台上所要展现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有了基本经验，这也解释了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在叙事上存在的一些情节跳跃和意义模糊，比如李侠与何兰芬从同志关系到伴侣关系、由假扮夫妻而结为夫妇的重要转变，何以没有造成观众理解障碍与混乱的原因。当然，对于缺乏“前理解”的那些观众来说，剧中情节跳跃和意义模糊之处依旧会带来一些理解困惑。

文章来源：《电波科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dbkx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225/484.html